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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闭目养神，意识登上以前最喜欢上的启点，寻找小说来看，想体会曾经的乐趣。
忽然看到一本历史小说。
看评论。
作者竟然挺东林，贬朱家！引起一众读者厌恶！作者却不知悔改，还专门写了一章回应！
那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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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中，就天启朝时的“东林、阉党”之间的档争，很多人反东林，站阉党，这是因为有很多历史内情没搞清楚，一般网络上的这样的评述中，也不说内情，避重就轻。
天启朝的东林与阉党的档争问题，由来已久，属于上层建筑的内部斗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中的档争，是矛盾的结果、表面的症状，深层次的原因，是朝廷财政危机——支出大，收入小。
就解决这个问题，有了大概的两种主张，一为东林路线，一为阉党路线。
阉党魁首魏忠贤是皇帝内臣，实际代表的是皇权利益。
这种矛盾，也不是天启朝才有。
在万历朝时，没有魏忠贤阉党，但是，这种矛盾也已经存在了！
因为，朝廷的财政危机，早就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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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历朝初期，万历皇帝10岁即位，无法亲政，由张居正临朝，执掌朝堂，有十年之久，开启了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核心，就是解决朝堂财政危机。
而张居正改革的核心的核心，主要有三点。
其一是改革皇族的宗室制度（甲）；其二是清查耕地，向被大地主兼并隐瞒的耕地收钱粮（乙）；其三是考成法，治理吏治（丙）！
甲是为了节流。乙是为了开源。开源节流要做成，需要一个官吏队伍，这是丙的作用。
大明宗室制度极为变态。没有退出制度，不管血脉传了多少代，只要是朱家后人，朝廷就都要供养，最低等级待遇是年200石即约100两。
明宗室人口，大约是三十年翻一番。建国之初，只有58人，财政压力极小，几乎是微不足道，朱元璋、朱棣都没在意。
但是，事务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变化的。
到了万历初期（万历二年，1574年），现存的发展到3万！全部按最低供养标准，也要300万两！实际当年供养开支高达550万两，占比当年总开支33%！
网络有谣言，说明朝的财收只有三五百万，极低，这是错误的！
明朝财收实际上，一般年景，折银的话，约一千多万两。三五百万两是中央的，其余是放在地方的。
据统计，嘉靖时每年田赋收入平均为二千二百余万石，隆庆时为二千四百余万石，万历时为二千八百多万石。
财收在中央与地方，大约是五五分。
地方财收，大比例是承担宗室供养，压力极大。
某些极端地区，当地财收都不够供养。比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192万石。需要从外地调运。
宗室供养，在财政上的支出，如果不改革，那么，再怎么开源，也是白搭。
因为，宗室人口增长太快，三十年就能翻一番，这意味着供养他们的财政开支也会三十年翻一番！
而明朝的经济、财收，正常转态下，做不到三十年翻一番！
所以，改革宗室制度，动皇族宗室利益，是必需的！
例举一个典型。山西晋王府，洪武初封时，王府宗室只有1人，年支供养只需要1万石。但是到了嘉靖时期，王府宗室人数，大大小小，已经暴涨到了1851人，万石；朝廷的开支压力，翻了近90倍。
张居正执政十年之间，就动了宗室，把供养人口，从三万，腰斩到了一万五。
动了一万五千的宗室的利益，每年可以为朝廷节流二百余万两。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查田亩；万历八年（1580）推行全国，查清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约50%！
这一开源改革，动了广大地主阶级利益。
至此，节流与开源双双改革完成，可以解决朝堂财政收支问题了。
其改革十年，为朝廷积蓄下了1200多万两，以及可供朝廷十年开支的粮食。
张居正改革，属于大明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我改良。张居正当然也是个官僚大地主，死后被抄家，也有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的家产。
可惜的是，两年之后（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万历亲政，不久就推翻改革，清算张居正。
张居正家人被报复，几乎死绝，自身也差点被挖出来鞭尸。
张居正本人及其改革，被打倒了，定为反面！直到天启二年——也就是网络喷子嘲讽的东林众正盈朝的时期，才拨乱反正，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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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被打倒之后，朝廷财政危机再次爆发。
被打压的宗室人口，恢复名位，宗室人口与供养开支，报复性增长！
张居正死后二十年，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宗室人口增长到六万余，年供养开支高达1526万两，%，当年总支出2889万两。
当时处于万历三大征时期（1573-1620年），朝廷在打仗，开支增加。
【网络谣言，说大明财政危机，是因为打仗导致的，这是偷换概念的！】
因为，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总支出也不过1160余万两。张居正遗留下的积蓄，就足够开支了。
【大明财政危机的核心根源，是供养宗室的开支！】
而万历亲政后、天启、崇祯，三朝皇帝，都没有节流，对宗室进行改革。
朝廷财政危机，那就增加收入，大肆开源，于是有了矿税、抽税、加派饷银等名目的举措。
万历矿税的成效，根据杨涛先生在《明代万历中矿税监进奉内库考》的统计，金约为9952两、银540余万两。
有一件事，说天启时期，打仗，朝廷财政不足，叶向高向皇帝请发内帑，皇帝发出3000万两。叶向高于是感叹，“我以前总是怀疑，皇帝富有四海，为什么皇祖要这样刻意地收敛天下之财呢？现在东虏发难，封疆突坏，举国之财不能继辽饷，不得不时时请发内帑，我才忽然明白了皇祖的深谋远虑。”吹逼万历皇帝的深谋远虑，给大明续命。
然而这事，系三真七假的网络谣言！
真相是，叶向高确实向天启请发内帑，天启也确实发了内帑。但是，不是3000万两，而是200万两。
万历矿税所得，大体上是赐给了福王，有“耗天下财，以肥福王”的说法。万历疼爱福王，本来是要立福王为太子，继承皇位的。但是反对声音大，最终作罢。
矿税并非开源的大头。开源大头，是加派的饷银。
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辽东军饷骤增300万两，宫内虽有积储，不肯拨发，于是援御倭例，每亩加派3厘5毫，共增赋银200多万两。
四十七年又加3厘5毫。
四十八年再加二厘。
前后共加九厘，共增赋银520万两，遂为定额。
名义是为国为民，筹集军费。实质上，是宗室吃财政，财政亏空，导致军费不足，然后开饷。这种行径，与清末，老佛爷挪用军费修园子，不逞多让。
崇祯三年（1630年），又强征“辽饷”，亩加征银三厘。
崇祯十年（1637年），明廷为镇压农民起义，开征“剿饷”，每年加派银三百三十余万两。
崇祯十二年（1639年），明廷又加征“练饷”，每年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
皇族宗室的开支，除了一般的供养，还有其他一些的零碎部分。
比如修建陵寝，这也是一大笔开支。万历的定陵，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动工，历时6年完成，共耗用白银800万两。
比如修三大殿，累计花了688万两。
比如皇室婚配册封赏赐等事项。万历朝时累计花费近100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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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历亲政后、天启、崇祯三朝，皇帝从来没有改革宗室，节流宗室支出。
网络谣言，说因为东林的反对，所以朝廷收不上钱，导致军事失败，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污蔑。
大明朝廷从来也没有收不上钱。
朝廷的纷争，也不在收不收的上钱，而是向谁收钱，收上的钱用哪里去！
在崇祯时期，除了各种摊派饷银之外，还有一种操作增加朝廷收入，那就是滥发铜钱，铜钱一路贬值，从崇祯初期的一两银子兑550文铜钱，到末期的3300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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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是朝廷中的一股势力，但是执政的时间，极为短暂。
第一段时期，是在万历皇帝后，因为推朱常洛（泰昌皇帝）为太子，有从龙之功，但是这位老兄命不好，刚做皇帝一个月就死于红丸案了。
网络谣言说，红丸案幕后主使是东林党，这也是胡说八道。东林好不容易把他推为皇帝，就是为了把他干掉，玩一波弑君？完全说不通！
干掉泰昌帝的黑手，更像是东林的敌对势力。
害怕东林主持朝政，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把泰昌帝干掉！
东林的主张是什么呢？
这从明亡后，东林党人黄宗羲（被阉党所杀的七君子之一的黄尊素的长子）的《明夷待访录》中可见一斑。
开篇《原君》就抨击：后来的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这明显就是针对大明朱家的皇族宗室制度的。后来螨虫承袭明制，乾隆年间，《明夷待访录》被列为**。
东林主张，与张居正改革，有共同之处。就在于动宗室利益！
所以，杀害泰昌帝更像是宗室所为！
泰昌帝死后，长子朱由校为帝，即天启帝。
最初几年，东林执掌朝堂。
天启二年，恢复张居正名誉。
但是，紧接着，东林就被打压！
阉党魏忠贤开始崛起。随着阉党的崛起，齐楚宣昆浙等依附皇室、勋戚的势力纷纷投靠。共伐东林。
天启四年，东林叶向高致仕，退出朝堂。东林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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