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7章.铁列克提之战(11.从英雄到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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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列克提之战(中篇)张宝同

“我默默地消沉了好几天,可是,几天之后,领导通知让我参加塔城军分区召开的学习***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非常不愿意参加,因为我的心情非常不好,也不想在大庭广众面前丢人现眼。可是,我又不能回绝,因为组织需要我来为大家做典型,而我也需要用这种场合来为自己表明身份。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英雄,不是苏军的战俘。

因为我要参加,大会特地选在了军分区医院大礼堂进行。当我被两名士兵搀扶着进到会场时,全场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欢迎同胞回国’的口号如山呼海啸。此时,珍宝岛边防站长孙玉国与***握手后高呼着‘***万岁’的场景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就用右手高举***语录,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上到了主席台上,按照军分区政治部给我写好的发言稿念了起来。为了表现我与苏修斗争的英勇行为,‘被俘’一词被改成了绑架。会场上坐满了从各个单位来的战士,但场下却是十分地安静,战士都伸长着脖子在专注地听我做报告。当我做完报告,就有人带领全场人愤怒地高喊,‘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可是,会后,我就在想,没想到塔城军分区有这么多人,可打仗时他们都去了那里?

之后,我又被各个边防站请去做英雄事迹报告。开始,我做报告时还是看着稿子,结结巴巴地念着,到后来,我都不用看稿,就能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地进行演讲。在连续两个来月的巡回报告中,我又再次地找回了那种当‘英雄’的感觉。

本来,在我被俘之后,组织上的阵亡通知书还没有到达我父母的手中时,和我一起当兵的同村人已经把我牺牲的消息写信告诉了我的父母。很快,全村人都知道我已经为国捐躯了。我全家悲痛欲绝,我娘哭的死去活来,村里的老婆娘们也跟着在一起都哭过嚎过。家里人说我1960年没有饿死,1969年却打仗死了,好歹是个烈士,就把我的照片放大挂在家里供村里人平悼了一个多月。

当年部队干部牺牲的抚恤金是补发6个月的工资,再补加一次性抚恤金280元。这样算下来,干部遗属能领取五六百元的抚恤金。战士牺牲的抚恤金是三百元,由当地民政部门发放。由于塔城与内地路途遥远,很多烈士的家属没有来现场参与辩识。主要是烈士遗体肢体不全,高度腐烂,不宜让家属辨识。

可是,这时候那个同乡战友又来信说我没有死,被苏联人抓走又放回来了。我爹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慌了,因为我人没死,可公家给的抚恤金已经花完了,这不是在骗取国家的钱?好在人还活着,钱就不是问题。所以,我爹当天晚上就乘火车来了新疆。

当时火车只通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离塔城还有600多公里。军区竟然出动了直升飞机把我爹从乌鲁木齐接到了塔城军分区。当我父亲从直升飞机下来时,看着迎接我爹的士兵‘拍’地一立正,毕恭毕敬地给我爹敬礼,把我爹称为‘英雄的父亲’。这种郑重而有力的行礼只有在战士们见到了重要的首长时才行使的。这让我感到非常地激动,觉得自己给家人争了大光,觉得过去受的伤和吃的苦都是非常地值得。

10月1日,我又被军分区派去乌鲁木齐参加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并被安排在军区总医院进行疗养。那天下午,我刚做完报告,就见一个熟悉的面孔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袁国孝,你现在是咱们军区的大英雄了。’我一看是我们边防站的卫生员丁殿勋,就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这是组织给我的荣誉。可我还是普通一兵。’

他因伤病刚从塔城军分区医院转到军区总医院住院。因为我们俩人都只有17岁,是战友,又是病友,所以,就有许多的共同语言。他显得有些恢心,说,‘我真倒霉,因为受伤没能参加这次战斗,别的战士都立功受奖,可我连个嘉奖都没有。’说着,便长长地叹着气。我安慰着他说,‘你还年轻,又懂得医学,以后会大有前途呢。’可他还是很悲观,说,‘有啥前途?那象你现在都是军区有名的大英雄,跟珍宝岛上的孙玉国一样,过不了多久,就能当上排长连长,再不用回到农村老家了。’

我当然也有这种期望和憧憬,但我知道我跟孙玉国还不一样,人家是真正的英雄,是跟苏联人硬碰硬打出来的,而且是打了胜仗,为国家立了大功,争了大光。而我是被苏军俘虏的,所以,从这点来说,我就不能跟孙玉国比。我问他以后啥办。他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只能回部队好好干吧。’

我在军区总医院疗养了二十多天,到了十月下旬,军区派我去托里做巡回报告。我就带着父亲一起去了托里,进到了烈士陵园,看到一排两行的烈士陵墓,我数了数一共是28座。我们在无名高地上有26个人,牺牲了25人,还有3名记者也牺牲了,我是个唯一的幸存者。他们中最大的是裴映章副站长,37岁。最小的是和我一起从河南柘城县来的8名新兵战士,他们只有17岁。他们是第一次上战场,也是最后一次上战场。在这些烈士中,除了三名记者被追记一等功,其他人都被追记为二等功和三等功。我也被记为二等功。

到了李国桢的墓地前,我感慨万千:这里原来是我的墓地,现在已经改成是李国桢的墓地。我和父亲站在李国桢的墓碑前,两人抱头大哭。哭过一会,我对着墓碑说,‘李排长啊,本来是我在墓地里躺着,可现在却是你在里面躺着,对不起呀!‘

这次托里之行,对父亲的情绪影响很大,对我的人生也影响很大。当天晚上,父亲就闹着让我回家,不让我在部队干了。可我在部队里干得正红火,前程远大,我不能就这样地把自己的前程给断送了。可父亲一边哭着一边叫着我的小名,说,‘你是要你妈,还是要你的前程?’

父亲的哭闹让我心里很乱,也想了很多。突然间,我对到处给别人做巡回报告感到了厌倦:这到底有啥意思?我被俘本来就不是件光彩的事,有啥可向别人炫耀的?特别是战友们的牺牲对我的触动很大,他们人都不在了,还会考虑什么前程?

我很快又回到铁列克提边防站,随后不久,又来到了塔斯堤哨所。其实塔斯堤哨所和丘尔丘特哨所都属于我们铁列克提边防站管辖。说到塔斯堤哨所,没啥人知道,可是要是说到‘小白杨’哨所,肯定会有很多人知道,就是阎维文唱过的那首‘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的那个哨所。6.10事件中被苏军开枪打死的女烈士孙龙珍的墓地就在我们哨所100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一直服役到72年初,然后复员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故土河南省柘城县慈圣公社孔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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