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谅我不记得忘记
转机转车转工转会转校，你在哪里失去。
伦敦的四月晚间有雾，春天迟迟不肯到来。车子行驶缓慢，路过大片田野，缓坡上有瓦砖的小屋，凌川开了唱片机，《胡桃夹子》的原声流泻如银。
1999年的夏天，出院后我看过第一场杂技芭蕾舞剧，《胡桃夹子》。腿还有一点瘸，坐在第一排，看白裙的女孩在台上翩跹，忍不住在灯光暗影里埋下头去。
那年我16岁，本是杂技团成员，在排练“空中飞人”时摔了下来，腿部撞击到固定飞人的钢筋上，穿透了。当天就被送往医院进行了手术，从脚踝处垫进了一块钢板。
以“惊、奇、险”闻名的杂技项目中，这类意外受伤并不罕见，很多人因此被迫转了项，从事舞美、服装和道具设计一类的工作。只有我，来过两三个教练看了看，都说艺术表现是好的，不过有伤啊，年纪又不算小，上升空间不大。于是，16岁的杂技演员宁檬的艺术生涯就此收场，靠着几年下来的演出费和团里发放的安置费，在苦学一年英文后，远赴异邦。
贺扬，离开中国当天，我去了一趟杂技团驻地，里面空无一人，你们都去另外的城市演出了。我背着行李在门口徘徊，这春天的燕子飞来，桃花刚开，你身边有了别人，在流光溢彩的舞台上你来我往，你进我退，而我还是要走出门去，看异国的晨昏，给我一杯奶茶，给我一条长面包，给我一份今天的小报……给我一个遗忘你的硕大的时机。
联欢会中两杯之后，那些圣诞节换来什么。
贺扬，我认识凌川是来到伦敦第二年的冬天，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小店，客人不多，生意很清淡，每个周末晚上都会放两场华语影片，有中国留学生赶来看。
店里的服务生会做味道很好的川菜，不忙就坐在角落里，握一支短短的铅笔在本子上写旅行笔记。圣诞节那天下着雪，人们都去参加舞会，店堂里只有他一个人，正把地图摊开，用指南针和尺子仔细测量。我蹲下来耐心翻找影碟，惊喜地发现居然有《喋血双雄》扬起来问他：“我可以看它吗？”
屏幕的微光扑到脸上，镜头上烈火纷飞，白鸽四散。或许，练过杂技的人骨子里就蛰伏着追求惊险的因素，我最爱的不是文艺片，而是黑帮片。偏偏这个叫凌川的服务生也是港片爱好者，下次再去，他就会替我留两张碟片，说是托了朋友从国内邮寄过来。
以后就经常和凌川聊天聊地，达明一派，苹果打折，导师研究了新课题。他说起《心动》里关于天空的照片，我能想起的却是《Happy together》里的那盏台灯，贺扬，那种纯粹的蓝多像有一年冬季我们在杂技团外面堆的那个小雪人啊，你泼了纯蓝色墨水在它身上，你说它穿着蓝色衣服，像我。
我还是喜欢穿浅蓝色的百褶裙，经常忘记吃饭。凌川给我做热汤热菜，他说他右手本命年的红绳，说A年B月C路车上穿红色长裙的漂亮女孩。我讲起你，一个拥有20多双Nike的高个子男生，从白帮的LEBRON III到金色的FLIGHT，而你今天穿哪一双出现？这些年来，你是否也有风有雨地长大？
捧一碗白菜汤对着电影喝，仿佛是和你背靠背地坐在公园嫩绿的草坪上，分享麦当劳的鸡翅。然后踏着午夜的清冷回家，在白色的A4纸上给你写信，说昨夜的那场大雨，说影片里的离别，还有我的心情。写满三页，仔细阅读两遍，塞到从中国带来的巧克力盒子里放好，并不寄出去。久了，竟也积了厚厚一沓，纸张也变成微黄色，很有年深月久的意思。
而一并放在盒子里的那个镜框中的你容颜如初，晴朗的少年，有一双会跳的眉毛，嘴角习惯地上扬。你总是这样一副欢天喜地的模样，像8岁时第一次看到你，在宽敞明亮的陌生庭院里，你坐在葡萄架上晃荡着脚，午后阳光倾泻而下，你正和同伴眉飞色舞地说着话，仰脖大笑。
教练招手叫你下来，把我带到你面前说：“以后你就跟着贺扬练顶碗。”
我局促地绞着手指，12岁的你展颜一笑，友好地拍拍我的头，笑道：“跟我来。”
好比过客车厢里的恬睡，到站你已几岁。
在练功房里苦练柔术，将身体扭成各种匪夷所思的形状，用双手代替双腿，表演倒跳。训练出奇残酷，因为动作不规范，连累你和我一同挨罚，在深夜空荡荡的大厅里练习三百次钻环形圈。我内疚得要哭，你却什么也不怕，有的是自嘲的劲头，如果教练揪住你的头发，把你从楼上扔出去，你一定腆着脸从下一层的烟囱里爬回来，并喜笑颜开地号称自己是圣诞老人。
渐渐地就形成了默契，连饮食口味都一致。休息时分和你去杂技团外面的小吃街吃东西，要一碗拉面，加大块牛肉，加辣，加葱花，加香菜，再要炸得金黄的土豆片和炒田螺热热闹闹地摆满小方桌。你替我掰开方便筷，细心地去掉毛刺，在热水里烫一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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