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担任着公爵夫人贴身女仆的职位, 直到1897年6月, 女王陛下的钻禧纪念以后。
这期间, 发生了许多事。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1896年的八月后离开了英国。
他先是在印度待了3个月，尽情地放纵了一番他对马球比赛的热爱。从他离开前写给公爵夫人的那封信的内容上看，他因为骑马而受了不少的伤——“如果你每周都至少要参加三次马球比赛，”那时公爵对此评价道, “那么受伤基本是不可避免的。”——医生建议他不要立刻就回到潮湿而又阴冷的英国，该待在温暖干燥的地区, 等待伤势养好, 再回家。
下一封接到的信件里, 公爵夫人得知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去了开普敦。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不紧不慢地重游了一遍他与公爵夫人企图阻止第二次布尔战争时走过的地点, 拜访了好些老友——有曾经在开普敦城外帮助了他们的哈甘一家, 有霍尔丹上校, 还有那些曾经被塞西尔·罗德斯关在监狱中，如今沉冤昭雪的人们。自然，也包括所有在战争中牺牲的人们。他拜访了所有为了这场战争树立起的纪念碑, 哪怕这意味着骑着马前去一个甚至没有在地图上标记出来的村落, 在那些刻在冰冷花岗岩上的名字前放上一束怒放的婴粟花。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他阻止了这些岩石被雕出更多的名字, 大家只以为他是个古怪的英国人。
而他停留最久的, 是派崔克与迪克兰的墓地。
那时，公爵夫人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一封信。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伊森的家中住了一个多月，他见到了迪克兰年迈的母亲，听她说了许多迪克兰年轻时的事迹。还认识了派崔克已经出嫁了的妹妹, 派翠西娅——她怀着9个月的身孕，马上就要生产。伊森为她准备了丰厚的嫁妆与盛大的婚礼，让她风风光光地嫁给了自己的恋人——一个年轻有为的布尔小伙。两个人在当地买下了一块农田，生活过得非常幸福。
其中，有一张寄来的信纸上墨迹斑驳，仿佛在雨中淋湿了一样，上面提到了派崔克的妹妹准备将她的第一个儿子命名为“派崔克”，第二个儿子则是“乔治”，倘若有第三个，就叫“温斯顿”。
在那封信的最后，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加上了一句，“派翠西娅问我，倘若生下的是个女孩，该如何起名。我告诉她，假如是个女孩，便叫她康斯薇露，这个名字蕴含着无限的勇气与力量，将会永远伴随着女孩的一生。”
那一刻，我看见了公爵夫人也落泪了。
她抬起头来，目光自然而然地去寻找某个漂浮在空中，看不见的影子。
她偶尔会那么做，就像一个改不掉的习惯。
博克小姐时不时也会给她写信，她没有回去家乡，而是选择在纽约发展自己的事业。罗斯贝尔小姐的去世给她造成了极大的打击，艾略特勋爵亲自打电话告知了她这个消息，而她几乎在电话旁昏过去。那之后，不顾南安普顿勋爵的反对，艾略特勋爵立即动身前往美国，在那照顾了博克小姐一段时期，直到他与玛格丽特小姐的婚期逼近，才不得已回到了英国。
几个月后，一本名为《与恶龙的缠斗》的在美国出版，内容震惊了整个世界。书中详尽地描绘了路易莎·菲茨赫伯的一切所作所为，包括她是如何小小年纪就开始操纵自己的保姆与表哥，如何在精神催眠下促使恩内斯特·菲茨赫伯犯下了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又是如何从监狱中逃出，最终烧毁了弗洛尔城堡的过程。
那时，痛失爱女的兰斯顿勋爵早已寻了个由头将菲茨赫伯全家——包括谢泼德警官，全都送入了监狱。而那些侥幸没有被牵连的远方亲戚，在这本书出版后不久，迫于博克小姐犀利狠辣的笔锋威力，以及书本畅销大卖后随之而来的道德压力，为了保全仅剩的一点名声与信誉，不得不都放弃了继承爵位，改名换姓，隐走他方。斯塔福德男爵这一头衔，便就此断绝。
与此同时，一个因为犯了盗窃罪而被关入同一间监狱的犯人，在一次放风中，用他偷偷带进来的一把折叠象牙小刀，杀死了路易莎·菲茨赫伯的父亲及舅舅。
当警察审问他时，他供认不讳，坦诚地告诉了警察他就是恩内斯特·菲茨赫伯强尖的七个受害者中，不堪其辱自杀了的那位女孩的恋人。
他从来没有弄清楚过自己心爱的未婚妻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法院也没有公布多少细节，直到他读了博克小姐所写的书——尽管书中受害者的名字都换成了假名，但这难不倒他猜出那便是自己的爱侣。这个年轻人发誓要复仇，哪怕要为此上绞刑架，哪怕只能如此间接地发泄自己的怒火。
我想，这大概也是博克小姐的复仇吧。
“这样的仇恨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当在报纸上读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公爵夫人询问我道。她看上去非常的伤心，早饭只吃到一半便推开了。我默默地将餐盘收拾好，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公爵夫人从来不需要我的回答，以前，有人会与她讨论这些问题，从深夜津津有味地说到清晨，叽叽喳喳得恍若两只快活的小鸟。但其中一只已经飞走了。
于是，剩下的那只，会时不时地冒出一句无人应答的话，就像一个改不掉的习惯。
而公爵夫人的另一位好友，罗克斯堡公爵夫人的婚后生活，则非常幸福。
弗洛尔城堡被烧毁后，需要很久才能重建完毕。于是，这对新婚夫妇便一直住在伦敦。这么一来，公爵夫人得以与她经常见面，而罗克斯堡公爵夫人也能够继续着她热爱的慈善事业。
——继开办福利院以后，她与范德比尔特太太又合力创办了好几所慈善学院。一开始，罗克斯堡公爵夫人只是希望能让那些未婚先孕的可怜女孩们有学可上，这样，在生下孩子后，她们便能够学会一技之长，从而找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后来，罗克斯堡公爵夫人发觉福利院内收留的孤儿也需要一个能得到教育的地方，于是慈善学院便就这么建立了。
再过了一段时间后，那些即便拿了教育补贴也无法负担让孩子上学的家庭渐渐听说了这些慈善学院的存在，知道不仅在那儿上学是免费的，学院内还提供一日三餐，甚至会将没吃完的面包分发给附近的穷人，便希望慈善学院也能收留自己的孩子——能少一张吃饭的嘴，也是好的。
扩大了招生范围后，慈善学院的名声吸引了另外一批人的注意，他们都是半途辍学又想重新回到学校的青年。有些是男仆，希望能通过学会认字而提升自己的职位；有些是女仆，希望能学会法语后在一个更好的人家谋职；有些则是下岗工人，误以为这是某种提供餐饮的济贫院而找上门来，也有一些则是毛遂自荐，想要在学院中谋个职位，好将自己的工作技巧与经验传授给更多的人。
等夏天又一次染绿了英格兰的土地时，慈善学院已经变成了一所综合性的学校，向任何七岁以上的英国人提供教育机会。课程从最基础的数学和文法，到高级的职业培训，应有尽有。在同一门课上，也许能看到四十多岁的工人与七八岁的孩子坐在一块，甚至教课的老师也比自己的学生还要年轻。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从非洲回来后，也加入了这个慈善项目当中，大力将其推广到伦敦以外的地区，并借此赢得了在兰开夏郡奥尔德姆选区举行的补选，成功进入了下议院，与公爵夫人并肩而坐。
这时，公爵夫人已经在下议院度过了十个月的时光。
她没有如同众人所预测的那般，只是一个代表着政府妥协与社会进步的吉祥物，只需要坐在下议院微笑，点头，张嘴投票，就已经足够。
战士不会改变她的本色，即便失去了陪伴在身边的智者。
公爵夫人从来没错过任何一场会议，任何一项提案，任何一次发言的机会，也从来没在任何一场刁难前败下阵来。事实上，她经常把那些试图羞辱她的议员反驳得哑口无言，不遗余力地为妇女及中产阶级争取着他们应得的权力，包括减少税收，平等的工作机会，平等的投票权，离婚改革，还有持续推进未成年人保护法完善。在我离开以前，这些工作都只开了一个头，还面临着极其漫长的努力，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完成这些目标，即便那人并不是公爵夫人。
康斯薇露小姐也会这么相信着的。
我之所以会知道这些，是因为每一次公爵夫人上下议院，我都会站在观众席上，安静地注视着她。
康斯薇露小姐也会这么做的，她一直都这么做。
偶尔讲到激动的时候，公爵夫人会向上看去，目光落在空荡荡的某处，好似等待着一句不会响起的提示——多少次我看见了她眼珠一转，就突然一口气说出了一大段话，遣词用句完全是康斯薇露小姐的风格，又好似在等待着一句轻轻的夸奖——多少次我看见了她向上望去，接着就露出喜悦的微笑，带着一点羞涩和得意，犹如被挠了耳根的豹子。
就像一个改不掉的习惯。
每逢此时，我会轻声说一句。
“干得好，伊莎贝拉。”
就像康斯薇露小姐会说的那样。
而我不是观众席中唯一注视着公爵夫人的听众。
夏绿蒂经常会打扮成一个男孩子的模样，在公爵夫人出席议院会议时溜进下议院，想看看她作为会议中唯一的女性，是如何表现的。她以为我与埃维斯从未发现，但每一次我都能在人群中找到她。那双碧绿的眼里会迸现出耀如星光的火花，倒映在她倾慕而又带着景仰的神色上。
埃维斯则从未前来。
他在慈善学院中得到了一份工作，在那儿，他是有着平淡柔和面容的莫莱尔先生，金发带着近乎银色的反光，仿佛月色倾泻其上，灰蓝色的眼里总是有着浅浅的笑意，讲起话来轻声细语，遣词用句庄重而又优雅。
就与康斯薇露小姐一样。
这个男人似乎将曾经百发百中的枪法，狠厉迅捷的格斗技巧，还有在从前的间谍生涯中学会的易容术都埋葬在了那个八月，随着他的过去，曾经使用的名字，曾经成为的那个男人，一并深深掩盖。如今他只是埃维斯·莫莱尔，夏绿蒂·莫莱尔的父亲，在慈善学院教授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及俄语，每种都说得如同本国人一样流利。学生们极其爱戴他。
他的生活自那以后平淡，普通，细水长流。一如康斯薇露小姐渴望他得到的。
尽管夏绿蒂继承的财产足以让埃维斯两人衣食无忧地度过下半辈子，公爵夫人还是将所有康斯薇露小姐在她的古巴生意中赚来的利润，都经由我交给了他。
“我希望埃维斯拥有这些。”公爵夫人在支票上签下了康斯薇露小姐的签名，如今她已经能流畅地模仿笔迹，不会再如从前般古怪。
放下笔，公爵夫人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的手指。
从前，她会在艰难时刻握住康斯薇露小姐的手。我就是这么透过门缝看见了坐在窗台上的她，珍珠灰的轮廓在月色下反射着温柔的光芒，低头看着那些不会翻页的画册。
于是，后来，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整夜地翻着那些她喜爱的画册，心想也许康斯薇露小姐会偶然经过，瞥上两眼。这对我来说，就已经是最满足的事。
“务必要亲自交到埃维斯的手中。”公爵夫人盯着我的眼睛说，从埃维斯加入了游|行这件事上，她便猜到了埃维斯与我恐怕私下有联络——考虑到他曾经与我一起在南非度过了一段时间，这倒并不奇怪。
“我会找到他的，别担心，公爵夫人。”我接过了支票，就像一个称职的女仆应该回答那样恭敬地说道。”
“确保他收下支票，我很希望他能收下。”
是的，我知道，康斯薇露小姐会希望他收下的。
看着支票上的签名，公爵夫人又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的手指。
就像一个改不掉的习惯。
而我与埃维斯最后一次见面，恰巧是在公爵夫人即将前往温莎城堡为女王庆祝钻禧纪念的前一天。
我将一张新的支票交给了他，范德比尔特先生每个季度结算一次，利润会直接转到公爵夫人在德雷克希尔-摩根银行的账户中，随即律师会打电话给公爵夫人，通知她这件事，并简要地向她汇报这一季度的盈亏。在这通电话后，公爵夫人就会交给我一张新的支票，而那天，就是我与埃维斯见面的日期。
“你打算一直在公爵夫人身边侍奉下去吗？”
那时，他询问我。
不，怎么会。“我的侍奉是有期限的。”
“到什么时候为止？”
“到她眼中的空洞被填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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