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军撤退了。
站在卷城阙楼，能很清楚的看到二十多里外乌黑的秦军幕帐全然不见，大队大队的士卒，连同牛马、力夫络绎往北而去，澧水上架到一小半的桥梁全被点燃，升起的火焰映衬着澧水北岸白色的积雪，格外显得刺眼。
秦军是有次序的、分成十几路行军纵队从容撤退，己方只有前军出了方城，距澧水还有二十余里，这是不可能追击的。看着秦人庞大的行军纵队，诸将有些担心彭宗刚才的预言会成真，现在只能希望李信没有被成夔吓坏，还有勇气与楚军会战。
诸将得知了射杀的经过，司马尚麾下几个赵将对斗于雉这个左将军另眼相看。大王正与他人相谈，斗于雉竟然敢命部下当场射杀与大王相谈之人。这种事……，几个赵将真不知用什么词来形容斗于雉的这种做法。不说李信该杀不该杀，仅仅大王在场若敖氏的人就不该如此无礼。如果是在赵国，成夔这种做法即便不被诛杀，也要革除军职。
赵军将率目光忽然发生变化，斗于雉自然有所察觉，不过他并不把赵人的异样当回事。楚国县卒、私卒的传统由来已久，可以说从楚军建军起，就没有所谓的楚军，只有王卒、县卒、私卒三者的联军。后期私卒虽然没有了，但县卒依旧存在。
大司马府建立后，军事指挥权集中在上，但依旧保留了县邑之师、私卒之师的临机决断权。大司马府只会下达粗略的命令，具体如何实施，全由县邑、诸氏将率自定。大司马府作战司可以提供作战计划、兵棋推演结果等等，然而这些并不强制将率遵循。
往深里说，身为楚王的熊荆、大司马府作战司，乃至握有斧钺指挥全军的上将军，他们对麾下各师旅必需给予全权并完全信任，必须相信各师旅将率能够完成任务。如果不能完成，那一定是遭到了巨大的、不能克服的困难，即便换一个人，也不可能完成任务。
这和在军中设置护军大夫的秦军是不同的，和同样执行上计制度的三晋当然也不同，秦、晋国君对将率往往抱着不信任的心理。人性本恶，将率怎么可能真的完成君命？将率怎么可能不借此谋求私利？所以，军中要设护军大夫，军中还要有忠于君王的军吏。
依靠护军大夫，君王能节制军队，适当时还能解除将率的兵权；通过军吏，君王则能了解士卒、军资的损耗，作战的过程，判断将率是否借此牟利，中饱私囊。
这便是两者的不同之处，也是霄安师司马斗戈的担忧所在。楚师军官各司其职，除了惯例，上级并不能任意查验下级的作为，查验即是侮辱；也不能解除下级的职务，解职更是侮辱。斗戈解职没有伏剑是一个例外，他知道自己程序上做错了，但他相信自己对新编师旅的看法没错，此事以后必将被证明。
在斗戈看来，新编师旅就是一支说着楚语的秦军，对他们绝对不能信任。但这种话大司马府、正朝朝臣都不相信。即便隐隐相信，诸人也会叮嘱自己：绝对不能相信！相信斗戈的话是对新编师旅将卒的侮辱，怎么可以相信？！
如果历史没有改变，拖后十多年，楚军这种古老信任传统就是韩信嘴里的妇人之仁：‘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项王待部下士卒慈爱，部下有病，甚至垂泪分食。之所以慈爱，必是因为信任，不信任部下士卒，怎么可能‘涕泣分食饮’？至于‘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有的人立下战功该封爵时，刻好的印在手里玩磨失去棱角，也舍不得给人）’，这不过是楚军信任传统的一个侧面——
假如授予立功者爵位，是不是说其他人就不如此人勇武？其他人就不能像此人一样立功？本来诸人与立功者同属五大夫，现在要封立功者为执帛，以后五大夫们是不是要对执帛者行礼？有功当封爵者如果真的封爵，那是对与立功者平级那些将率的最大侮辱！
对有功者封爵，前提是人性本恶。必须认为将卒本能的不想作战，所以要激励他们；还必须认为将卒本能的贪图名利，所以要用封爵引诱他们。这就是老子说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而以后世的组织行为学来解释，楚军显然一个是标准的Z型组织——提出Z型组织的威廉·大内在书中坦言承认：‘与市场和官僚机构相比，Z型组织与氏族更为相似’；秦晋军队则是标准的A型组织。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项王，之所以不同，在于每个人的出身和境界不同。韩信不是贵族，自然无法理解贵族的精神世界和古老传统，所以断言这是一种很不高明的妇人之仁。这不正确吗？这完全正确。对庶民而言，荣誉以及信任是随时可以换几个钱花花的资本，只不过有的时候昂贵（索要齐王时），有的时候低贱（钻过胯下时），这正是生存的智慧。
赵将们另眼相看斗于雉，在于他们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贵族，只是随时可以任用、又随时可以解职的将领。这种事情斗于雉当然不做解释，对夏虫又怎么可以语冰？
秦军后退三舍，楚赵大军不疾不缓的行出方城，各师的工卒先在澧水上架桥，而后又在泜水上架桥。泜水以北是冬日几乎干涸的湛水，大军临近湛水时，东野固率领四个鲁师先行进入鱼齿山。看着锐角最尖处（今紫云山）升起了鲁师的军旗，熊荆等人松了口气的同时心中的担忧又加重了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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