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罗迦被围的时候，红牼率领的舰队还未从朱方港出发。尽管如此，楚国也不可能向僧罗伽派出援军。九月收粟，暂时缺粮的秦国仓禀又堆满了粟米，知彼司认为今年冬天秦军必有所动作，建议十月开始国性动员，不管是东地还是故地，都要征召士卒，集结大军。
这样的提议毫无疑问的被大司马府、正朝否决，楚军现在的问题是士卒未练、军官不足，尤其是合格的基层军官不足。一个卒，需要一名卒长、两名偏长、五名两长（一两三列，四十五人），需要正、副各十五名纵长（即一列），除此还有鼓手、旗手、文书等相关军吏。
以上是矛卒，另外还要三十六弓手。没有弓手的矛卒非常危险，如果前面被抵住，敌军用箭矢攒射——钜甲总有薄弱的地方，蹶张弩十五步可以破甲，后果不堪设想。只有以弓手压制秦军弩手，才能避免密集阵列下被敌军强弩打击。
三十个师每师十六个卒，共有四百八十个卒，这四百八十个卒中，基层军官、军吏大约需要五千人，正、副纵长需要一万五千人，好在这一万五千人只在士卒当中选拔。
按照楚军建军的基本原则，不管是正、副纵长这样的后世士官，还是两长、偏长、卒长这样的基层军官、军吏，都尽可能要求本地化。只有本地化，才能形成士卒与士卒，士卒与军官之间的韧性。如果换一种叙事方式，那就是要让县卒、邑卒帮派化、团伙化、黑社会化，军队不属于国家，只属于当地的贵族和庶民。
这与楚国的政制体制是同构的，权力源于武力，武力出自军队，军队来自贵族誉士以及他们辖下的庶民。军队内部的组织结构、上下等级，就是现实政治中的组织结构与上下等级。
可惜的是西地没有贵族，甚至连豪族都没有，只有刚刚分封下去的誉士。即便是从东地抽调贵族，那也只有东地西部氏族众多的地方才有贵族，宋地、吴地照样一片空白。
贵族的缺失使得旧郢之地很难按东地那样搭建起军队的架子，而如果甩开贵族直接建立军队，那将是军队国家化的先兆。军队能国家化吗？当然不能。
“军队国家化”有悖于楚国八百年来的传统；“军队国家化”有害于楚军的性质；“军队国家化”脱离了楚国县邑政治的现实要求；“军队国家化”有违于楚国的根本利益。
在“军队非贵族化、军队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中，“军队国家化”最具蛊惑性。敌对势力有意搅乱政党与国家、军队的关系，把军队的政治属性与国家属性对立起来，以军队的国家属性否定军队的政治属性，进而否定贵族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不仅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在理论上也说不圆，在实践上更行不通，是一个虚幻的悖论。
正朝朝决的结果是宁愿晚组建、不组建军队，也要坚持（芈姓）贵族领导军队，绝不组建一支庶民指挥庶民的军队。
在此背景下，哪怕知彼司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情报，国总动员还是被完否决，红牼率领的舰队中，没有一名楚军士卒增援。有的只是白氏、猗氏、孔氏、弦氏、师氏、郭氏、段氏、田氏、程氏、刁氏、毋盐氏、邴氏十二氏族的私卒。
更确切的说，这是一支列国巨商大贾所组成的佣军，其中的士卒绝大多数是雇佣来的。列国当中乐意被雇佣的士卒主要在齐国。但齐国的士卒也不是那么好雇佣，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弄到出国的符传，要不然再多钱也拉不走人。
好在柏木、桧木所建的私人海舟中，田氏占了几乎一半。田氏海舟虽然没有被扣在僧罗迦港，却被扣在了伍布莱港，而且不是一艘，是十二艘——齐国本就不以产粮著名，鱼盐丝麻才是齐国特产，故而齐国的酒绝大多数要从他国进口，酒税一涨，田氏海舟部前往波斯湾装运本地的枣酒和地中海转运过来的葡萄酒，然后就被扣了。
田氏出面斡旋，诸氏从齐国雇佣了大约六千名精锐士卒，齐国以外，魏国的白氏、猗氏，赵国的郭氏、段氏也从本国带出了千人，加上十二氏族内子弟、以及仆臣，勉勉强强凑出一支万人左右的援军，十一月上旬从朱方出发，驰援万里之外的僧罗迦。
灯塔上楚军了望哨看到的就是这支由十二氏大商雇佣而来的军队。万名士卒分居在六、七十艘饕餮级货船上，远远看去，从甲板到桅杆都爬满了人。确认来的是己方舰队后，援军已至的旗语从灯塔上发出，城头的军吏忘记了礼节，大声疾告：“援军至矣！援军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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